出书岂能只为稻粱谋

北京春秋两季的书市上，总有形形色色的古典名著普及本，有的装入一个花哨的大盒子，有的还系上红绸带，冠以诸如“四大古典名著”、“传世巨著”等等名头，原价高标为几百甚至上千，现价却只要原价的1／10。京城的五元书店里，这类书也起码占了1／3，集中起来足可“汗牛充栋”。仔细看一下，品种齐全。翻开来看，像《红楼梦》这样的书，文字错讹倒也不多，但古籍并不是字不错就算善本的。据统计，《红楼梦》的版本已达100余种，其中不乏打着“普及”旗号的品种，是什么使古典名著变成了“香饽饽”，又卖得如此低价？

一直到80年代中期，出版社的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，各出版社根据自己的特色培养了大批专业的编辑，并与这一领域的专家合作，形成非常雄厚的专业出版力量，像中华书局的专业古籍，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都是出版业内成功的范例。

80年代中期以后，由于各种因素尤其是利益驱动，部分专业书籍销路不好，花几年时间去出一本好书经济效益又太差，于是很多出版社纷纷扩大出版范围，在专业人才短缺甚至根本不具备出某类书能力的情况下，许多已经整理过的古典名著无疑成了唾手可得的出版资源。

目前，图书市场上的多数所谓普及本大致这样出笼：出版社找以前好的普及本，为免去“盗版”恶名，进行一些小小的改动，抽去前言，点校者，给长句子加个逗号，把逗号改成句号，即付出版。为降低印刷成本，纸张的质量一般较差。若是书商的书则往往逃税，自然成本更低。

出版这些书既省心又赚钱，所以那么多出版社乃至书商争相来“轧一脚”，某些地区出于地方保护主义，对这种行为也大多给予了宽容。中华书局的顾青编辑指出，整理古籍的版权应归整理者所有，出版他人拥有版权的校勘古籍属于严重的侵权。

如用“几家欢乐几家愁”来形容古典普及本的出版者，乐的是盗版者，愁的是正规出版者。如中华书局的《二十四史》、《全唐诗》、《全宋词》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名著普及本都已成了“俎上鱼肉”。以人文社为例，他们整理普及本通常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，他们至今仍坚持着严格的“三审制”。《白居易诗选》共20万字，组织了全国各地的专家对入选篇目进行慎重论证，意见交上来后，又反复讨论，成书花了几年时间。两种《红楼梦》的普及本，一种由俞平伯标点、启功作注，一种是红研所的本子，由冯其庸主持整理，俞、冯二位先生均为红学研究的专家，这两种本子倾注了学者们多年的研究心血，其价值不言自明。人文社的冯伟民编辑感叹，现在很多普及本都没有前言，一篇好的前言能向读者提供大量信息，如底本、参校本、作者生平、作品成就，等于一篇小型的学术论文，是普及本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
出于出版人应有的责任感和良心，正规出版社仍坚持着一贯的严谨态度。目前人文社有针对各层次的普及本系列，如“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”丛书、“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”、“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”等。中华书局也有类似计划，“中华活页文选”1998年的复刊就是重要举措。其他像上海古籍出版社、江苏古籍出版社、辽宁教育出版社这几年来也做出不少成绩。

读者纷纷购买盗版普及本，大致有这么几个原因：首先是盗版普及本价钱确实便宜；其二，读者购买时缺乏专业眼光；其三是读书的功利目的太强。曾经有理工科的学生表示：看《史记》和《资治通鉴》就是为了学习其中谋略。

同是商品，大家对书的宽容度远远超过对冰箱对空调的质量要求。如果我们在物质享受上要求精良，那为什么独独对精神享受不求精良？

撇开这些个人和单位的得失不谈，盗版普及本泛滥的最大弊端在于：导致整个文化圈失去了原先“敬惜字纸”的恭敬态度，这种“敬惜”本是对前人、对传统、对文化、对学术的尊重，而现在的读书和出书目的大多直奔“功利”二字。